本色書生——傅剛教授訪談錄

傅剛,1956 年生,1996 年至1998 年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完成博士後研究,後留校任教。現為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學中國古代詩歌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文選》學研究會會長、先秦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代表著作有《魏晉南北朝詩歌史論》《〈昭明文選〉研究》《〈文選〉版本研究》《蕭統評傳》(合作)《〈玉台新詠〉與南朝文學》《漢魏六朝文學與文獻論稿》等。正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春秋左傳》校注及研究”工作。

楊阿敏:請談談您小時候的家庭生活情況?

傅剛:我出生於江蘇省睢寧縣的一個農民家庭,父母都不識字。但是我父親很能幹,屬於對農活兒非常精通的那種。20 世紀50 年代初曾被選為江蘇省勞模,到北京去參加全國勞模會,受到毛主席的接見。回來後參加了國家關於農村的所有改革運動:互助組、合作社、人民公社等,一直是我們那個自然村的生產隊長,在當地有些影響。但在1964年的“四清運動”中受到冤枉,鬱悶生病,1968 年便去世了。母親是家庭婦女,人很善良,一輩子沒有罵過人,也沒有罵過孩子,她對我影響很大。

楊阿敏:小學時您就趕上了文化大革命,當時的學校是一種什麼狀態,請談談您的中小學學習狀況?

傅剛:我從小就喜歡讀書,小學的時候就讀過《水滸》《説岳》《三國演義》《封神演義》以及《三俠五義》《小五義》《天山四義》《蜀山劍俠傳》等,這些書在農村比較多,容易借到。我們地處蘇北,文風不是很盛,但畢竟也算江蘇,民間還是有些藏書的。比如我在一個親戚家裏借到一本《三國演義》的石印本,以及全套的高中語文課本。中學裏面學不到什麼東西,課本里基本都是社論之類的內容。我們有幾個同學都愛好文學,像姚健、史進、劉桂平等,常聚在一起互相借書、讀書。還有一個同學劉佔海的父親是我們縣棉麻公司經理,棉麻公司的倉庫裏面堆滿了從各鄉鎮收回來的所謂“四舊”的書,我那個同學每次就去倉庫裏抱些書回家看,我從他那裏蹭着讀了很多書。有這樣的經歷就知道了生活比較不容易,會比較珍惜生活。

現在對“文革”前十七年否定得比較多,但對那時候還是小孩子的我來説,還是充滿了温暖和親切。我覺得那時候的人充滿了理想,整個社會是安定的,當然生活並不富裕,但很平穩。我記得上小學,常常在天不亮的時候,一個人端個小煤油燈從我們家走到學校去。學校離我們家二三里路遠,要經過很空曠的一片農田,在兩個村莊之間,有一些墳地,還是很野的。但是一個小孩子端着小煤油燈,經常那麼走也沒有任何事情,非常安定,家長也從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妥。學校當時的教育,好像就是讀書、唱歌、值日、少先隊活動等,當時也都覺得很幸福,現在回憶起來還是很温馨的。

我1968 年小學畢業,當時江蘇省的縣級中學好像都停課了,到1970 年才復課。我家地處縣城邊上,睢寧縣中學是我們縣最好的中學,允許縣城周圍的農村每個生產隊可以推薦一個孩子去縣中讀書,我們生產隊大概看我父親的面子推薦了我,就這一點來説,當時的社會風氣比現在好多了。因為當時的生產隊長兒子也小學畢業在家,也可以推薦去的,但是我們隊裏還是推薦了我。睢寧縣中學是傳統的老學校,前身是清代所建的昭義書院,那是縣裏面最好的學校,我現在也感覺到我的成長跟中學的教育分不開。

20 世紀70 年代的中學教育,主要是以政治為綱,所以教材內容多是社論,但1971、1972 年教育回潮,着實抓了一陣子教育。那時候我的理科成績蠻好的,數理化在班裏面都拔尖,想着好好讀書説不定將來還能上大學。當然因為理科比較好,就想考理科。文科是學那些大批判文章,所以我們這一代人真要寫大批判文章,都是有根底的。你看現在很多我們這個年代的學者,如果學術態度不端正的話,他寫文章的批判味道是很濃的。初中畢業後,經過考試,我升上高中,高中剛開始的時候還是教育回潮期,學校裏經常舉行各種競賽,數學競賽、化學競賽都是經常的,在這段不長的時期裏,我覺得對我們這批人的學科培養和訓練是非常好的。可惜高二開始,全國開始批判教育,學校也不敢抓教學了,我感覺考大學完全沒了希望。那時候教育體制是初中、高中加起來五年,好像我們也沒有高三,高二就可以畢業了。當時想,怎麼辦?上大學沒希望了,就想當作家,學寫作,於是看各種各樣文學類的書籍。

楊阿敏:1975 年高中畢業後,為什麼去縣糖廠工作?當時對生活有什麼期待?

傅剛:生活需要。高中畢業之後,我回到農村,生產隊農活又累,收入又低,於是通過關係讓人介紹到我們縣糖廠做臨時工。説是糖廠,其實一年燒糖只有三個月,九個月都燒酒。因為我們那地方的糖廠是用甜菜來製糖的,甜菜的量只夠燒三個月,所以其他九個月就燒酒。大部分時間我是在酒班上工作,臨時工是按天計酬,一天一塊錢。在糖廠燒糖的工作我是比較高興的,我們廠的工程師姓蔡,我們叫他老蔡,是南京大學化學系畢業的。老蔡人非常好,比較照顧我,把我分到最好的一個工種:分蜜車間。分蜜車間是最後一道工序,就是出糖。

燒酒工作非常苦。因為每個酒班是承包量的,一開始給你兩千斤的料子,你幹完為止,幹完就下班,八小時幹完八小時下班,六小時幹完六小時下班。兩千斤料子估計六小時就可以做完,但是手一刻都不能停的。我個子小,木杴很大,一刻不停揮舞六七個小時,絕對是體力活,一個班下來,人都癱了。但就這樣,廠領導覺得這人潛力可挖,因為人家都是八小時下班,你們六小時就下班了,他們不平衡,所以又加任務,由兩千斤加到兩千五百斤,再加到三千斤。三千斤要做滿八個多小時才能幹完,這下可真是累癱了。

酒班的工人都是正式工,只有我是臨時工,正式工有星期天,可以輪休,臨時工雖説按天計酬,就是説想幹就幹,不想幹就可以休息,但是酒班的班長覺得多個人幹活,對酒班有好處,所以他就不讓我休息,我一點辦法都沒有。我不敢反抗啊,得罪了班長,他要是跑到廠長面前説不讓你幹了,我就得回家了,所以只能咬着牙幹。所以我那時人生的最大理想就是可以有星期天!當時我們酒廠有三個酒班,只有我這個班多我一個臨時工,其他班心裏就不平衡了,所以三個班長鈎心鬥角,互相比心眼。我在酒廠裏一共做了一年多,到高考的時候就不做了。生活逼迫吧,那時候做滿了三十天可以有三十塊錢,這在我們那地方已經算很好了。我父親去世後,就我跟我母親兩個人,三十塊錢覺得還是不錯的。

楊阿敏:在恢復高考之前您讀過哪些書?哪些書讓您印象深刻?

傅剛:當時特別喜歡讀高爾基的書,高爾基的書讀了很多,如《人間》三部曲等。我們那個地方私人手裏還是有一些書的,除了我上面講的那位住在棉麻公司的同學,他給我提供了不少書。還有一些愛好文學的同學,如姚健、史進、劉桂平等人,也都向他們不時借一些書來讀。此外還有兩個來源,一是我家的鄰居,縣農科所技術員老潘家的藏書。老潘農業技術水平非常高,但他當時是右派,政治上應該有壓抑的,他愛好文學和音樂,家裏有不少藏書。他太太是教音樂的老師,就在我讀的小學當音樂老師,也是我的老師。我們兩家處得非常好。老潘高大、英俊,是個美男子,南方宜興人,多才多藝,人也好,喜歡喝酒。我爸也喜歡喝酒,他們經常來往。我跟他的女兒也是從小在一起上學讀書的,算是兒時的玩伴。有時候老潘兩口子回宜興老家,孩子就托住在我們家。他們喜歡外國文藝,所以他們家有一些外國的書,古典書也有,我以前看的那些唐五代詞之類的書,就是在他家借的。此外,像《我的藝術生活》《皇家獵宮》《牛虻》《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烈火金剛》和普希金的詩集等,也是從他們家借的。

另一個來源是我的一個親戚有一箱藏書放在我們家裏,裏面有《西遊記》《紅樓夢》《官場現形記》《水滸傳》《三國演義》等古典小説,也有現代小説如《青春之歌》和巴金的《家》《春》《秋》《霧》《雨》《電》等。不過,我那時候不喜歡《紅樓夢》和《官場現形記》,所以沒有讀。

高中階段,尤其是教育批判以後,眼見上大學無望,我就想唯一的出路只能像高爾基一樣當個作家了,於是到處借書抄書。我抄的書有20 世紀五六十年代編的《散文特寫選》《小説特寫選》等,還有劉白羽的《紅瑪瑙集》、秦牧的《土地》、楊朔的散文集《雪浪花》,古典的有《唐詩一百首》《唐五代詞》《楚辭》等。很可惜,考研究生以後書扔在家裏,後來搬家幾次就找不到了。

因為想要學習寫作,想得到理論上的指導,還讀過一些文學理論方面的書。我有一段時間對什麼是散文、什麼是特寫感到迷惑,到處找書想看如何分辨它們之間的區別。畢竟那時候書少,也不好找,所以是找到什麼看什麼,我記得看過的書有北大中文系1955 級編的《中國文學史》、陳望道的《修辭學發凡》、北大中文系編的《語法修辭》、蘇仲翔的《李杜詩選》、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冉欲達的《文藝學概論》、阿壠的《詩是什麼》等,還有一本蘇聯人寫的好像是《小説原理》,作者名字忘了。

我曾跟我研究現當代文學的同事開玩笑説,現當代文學的代表作我大部分都讀過,你們都不一定超過我。因為那些小説現在年輕人不會讀的,覺得沒意思的不會去看。我在那個教育環境中長大,就覺得很有趣,如《洋鐵桶的故事》《小英雄雨來》《無名高地有了名》,這些你們都不會再看了,很多書我説名字你們可能都沒有聽説過。名家如巴金、茅盾、葉聖陶等,他們的代表作我都讀過。魯迅更不用説了,我抄過《野草》的。當時很喜歡賀敬之的詩,特別是《雷鋒之歌》。當時新華書店的書是可以出租的,我到新華書店租《雷鋒之歌》回來抄了一遍。《雷鋒之歌》是很厚的一本書,我可以全部背誦下來,一直到上大學時還能背,大學畢業後長時間不背就忘了。

雜七雜八的,碰到什麼讀什麼,就讀了不少。1975年的時候,在新華書店買了一本沈括的《夢溪筆談》,影印出版的。我也不知道它好壞,翻了一下里面談到了律詩,就把它買了。買了以後聽別人告訴我,賣書的人是我同學的姐姐,據她説新華書店一共就賣掉這一本。(線裝書?)不是線裝,平裝的,那時候哪有線裝書,就是有,我不懂,也不會買的。很窮,買書是摳着錢買的。買《夢溪筆談》的那個時候我已經開始在糖廠做臨時工了,攢了一點錢就買書。還是喜歡買書,很小就喜歡買書,量力為出。那時還自己訂了《朝霞》《人民文學》《詩刊》三種雜誌,也還算是可以的。餘秋雨的名字就是那時在《朝霞》上見到的,當時想他的名字應該是出自李賀的詩“石破天驚逗秋雨”。文學史看了幾遍,1955 級編的那本,別的文學史倒是沒有,當時能見到的少。20 世紀50 年代初的高中語文課本我倒是想辦法找了不少,每一冊都有好文章,有很多很好的小説、散文。就這樣我也在閲讀中培養了自己的文學愛好和風格,我特別喜歡孫犁、茹誌鵑、張有德、艾蕪這種風格的小説和散文。亂七八糟地讀,當然還是想當作家嘛。現在回想起來都還如在目前,每種書的來源都十分清楚,如1955 級編的這本文學史是糖廠一位姓陳的同事借給我的,陳望道的《修辭學發凡》是我們村裏一位姓張的姐姐的書,《李杜詩選》是我中學同學吳昆借給我的,《金雲翹傳》是向中學同學史進借來的,我們一起讀,一起抄。普希金的詩也是他拿來的,當時很喜歡普希金,他的詩和小説我都喜歡,我能背很多普希金的詩。《通鑑選》是我們村一位姓劉的借給我的,是他從縣中圖書館借來沒有還,他本是縣中的學生,“文革”期間學校停課就待在家裏務農了。

楊阿敏:您説的這些書很多都很專業,能夠在小縣城裏找到這些書還是不容易的。)我們不像南方,南方文風更盛,我們地方文風不盛,能找到這些書也真是不容易,但也不是沒有。因為我們地方上還是有不少大學生,像我剛才講的農科所那幾位,他們不一定是大學生,可能有些是中專、農業技術學校畢業,他們水平其實很高。中學時候有幾個愛好文學的同學,通過各種途徑借來一些書供我們抄。那時候我的一個同學姚健突然找到兩首好詩,其實就是《古詩十九首》裏面的,當時不知道,還説這詩寫得真好,就是“迢迢牽牛星”那首,當時真心覺得好,所以説這種機會還是蠻多的。

新中國成立後農村受到一些衝擊,地方上所謂士紳這個階層已經沒有了,藏書就基本上消失了。聽説我們那個村莊有一家有點藏書,1966—1976年間埋在地下,我們不熟悉,平時估計也不借給別人看。所以他有哪些書我並不知道。我有一個親戚喜歡文學,他藏了一柳條箱子書放在我們家,那時候小,就偷偷撬開偷出來看,什麼《官場現形記》《紅樓夢》《西遊記》等。農村裏有一些《説岳》《水滸》《三國演義》一類的書,在民間很流行,中國社會基層的文化和價值觀其實是這些書教育的結果。

楊阿敏:我感覺您那時候比現在的大學生閲讀量還多一些)因為現在你們有教學任務,學生都是一天到晚做作業,複習考試,我們那時候沒有呀。而且我們那時候書少,就會千方百計去找書看,現在書多了再加上壓力又大,就厭煩了,也沒時間去看。現在各種各樣的情況跟以前不一樣啦,以前的讀書慾望是如飢似渴。

楊阿敏:還記得當初參加高考的情形嗎?當時是如何備考的?

傅剛:因為當時在工廠裏也想着寫作,自費訂了三本雜誌,有一些文娛活動也會找我,覺得我是高中畢業出來的,能寫點東西。但自己當時對前途是非常悲觀絕望的,心想可能要幹一輩子臨時工了,正式工要很硬很硬的關係才有機會,我們沒這麼硬的關係,很絕望。這時突然大喇叭上廣播講恢復高考了,然後大家奔走相告,一些關係好的同學告訴我高考恢復了,我非常高興:這是我唯一的機會了。想參加高考,孤注一擲。於是去找廠長,説能不能請個假讓我複習一下,考完以後再回來工作。

廠長是個好人,但是我們也沒什麼特殊關係,他不會特別照顧你,我提出要複習考試還以為比較困難,結果他一口答應,説沒問題,你去複習考試吧。當時年輕不懂事,很高興以為準假了,結果家裏人一聽説就責罵我説,你怎麼能請假呢?廠裏不要你怎麼辦?我説應該不會,廠長同意了呀!結果考完之後我去找廠長,廠長説你回家等通知吧。當然我現在也不是説這個廠長不好,他是個好人,他兒子是我中學同學,到現在關係都非常好。可能還是從廠裏需要考慮吧,覺得沒必要增加這麼個臨時工。我就只好回家了,等通知還有一段時間,於是就在生產隊參加勞動,幸好後來考上了。

從通知到考試也就半個多月,好像是11 月份考試。我們江蘇省比較特別,因為江蘇省考生太多了,所以要分兩次考試。先是各個地區初考,初考刷下來以後再參加省裏考試。第一批很多發揮失常的,我們中學有好幾位平時成績非常好的同學發揮失常了,也沒再參加第二年的考試,很可惜。徐州初考考兩門:語文、數學,省考考四門:語文、數學、政治、史地。當時分文理科,我報的是文科。高考結束後就等通知,我們是地方院校,最後才放榜,等通知的日子很煎熬。我們同學裏考得最好的是南京大學和上海第二醫學院,我是徐州師範學院錄取的。還記得郵遞員騎着車子送通知的景象,那一刻,我知道自己脱離農村了,前途有希望了!

楊阿敏:作為1977年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機會十分寶貴。在徐州師範學院中文系的四年是怎麼度過的?

傅剛:到了學校才知道,1977年江蘇省凡是報考文科的學生,基本上都由本地區錄取。比如説我是徐州地區的,是不會被錄取到南京師範學院。除了成績非常好,可以考入南京大學,似乎徐州地區沒有考上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我們一個同學考了320分,應該是南大的錄取線,但也被留在了徐師。

我一直不善於考試,所以對考進徐州師範學院略有些失望,但當時已經很滿足了。1976年以後第一屆大學生還是挺轟動的,我考上大學以後,有好多年我們那個地方都沒有人考上大學,所以我在地方上還是造成點轟動,大家會説:傅家那個孩子考上大學了!

到徐州師院以後就是想讀書。到圖書館一看,圖書館這麼多書,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原先找書多辛苦,東一本西一本的,碰到什麼讀什麼,到圖書館發現這麼多書就很高興。徐州師範學院是江蘇省四所老師院之一,它的底子還是很深厚的。以前的老學校特別注重圖書館的建設,首先書要齊備,不像現在建校要把校舍、計算機、實驗室、儀器什麼的做好,不重視圖書館,以前是重視圖書館的,我發現有這麼多書就開始拼命讀。

我們一般都是徐州地區來的學生,有少數下放到徐州地區的知青也在這兒,應該説第一屆能考上都是很優秀的。當年大學考試時,我們一個班裏61個人,每次考試90分以上的人都達到40多人,那時候沒有分數限制,有多少就多少,大家學得都很好。我年齡屬於中等,還有比我小的,有1961、1962年出生的,年齡大的有1946年、1947年出生的,差別很大。像老高三畢業的人,有的甚至已經接到了高校錄取通知書了,因為1966年有些特殊專業、特殊學校提前招生,所以有些人水平非常高,跟人家一比我們這些人就差了許多,必須努力學習啊!而且1976年之後,文化就像斷糧了一樣,我們大多數都是拼命讀書,基本沒有玩的時間。

快畢業的時候前途基本也定了。我們這一屆畢業生有個規定,徐州地區的畢業生不允許到政府機關工作,理由是徐州的教育落後,這批大學生一定要去各個地區中學當教師。我們那一屆沒有去政府機關的,都到中學裏面去了,後來有些去政府機關的,也是從中學裏面跑出來的。整個蘇北只有徐州師範學院一個高校,淮陰地區都沒有,我們也承擔了對淮陰的師資支援,因此必須有一批人要分到淮陰地區工作,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回自己老家的。這對很多人尤其是老三屆來説太難了,他們都結婚有孩子了,肯定是不想離開家,學校也沒辦法,就只能儘量照顧老三屆和有家庭孩子的人。我比較特殊,因為我母親年老多病,系裏就照顧我,把我分回到我們縣工作,所以我非常感謝他們。

對於我來説,分配到睢寧縣中學,還是很幸運的。臨畢業之前,我忽然想起來,在徐州待了四年,我還沒去過徐州動物園,所以要走的那幾天,專門找了一個時間去動物園轉了一圈。那時候時間挺緊,就是一天不讀書就很恐慌的那種感覺。

楊阿敏:本科畢業論文《文貴清省説的時代意義——論陸雲〈與兄平原書〉》不僅發表於1984年第2期的《文藝理論研究》,還被收錄到2016年新出的《漢魏六朝文學與文獻論稿》中。當時為什麼選擇這個題目?

傅剛:這是我的讀書心得。當時讀了很多書,在圖書館裏面抱着丁福保的《漢魏六朝名家集》一本本地往下讀,讀完了,做了厚厚一本筆記。最後寫畢業論文的時候,就在筆記裏面找題目,覺得這個還不錯,就挑了這個題目。因為據我所知,討論陸雲的理論文章很少,好像就朱東潤先生在1949 年前提過,所以就選這個題目寫了。那個時候也不懂學術論文怎麼寫,所以寫好以後,就送請古代文學吳汝煜老師看。吳汝煜老師看了以後説,你這個屬於古代文論的文章。那個時候我還真不瞭解古代文論和古代文學的區別,當然,我們也開設古代文論課,但我一直認為處理的都是相同的問題,不應該切割得這麼開,直到現在我仍然這樣認為。吳老師建議我去找郝立誠先生,請他做我的論文指導老師。郝老師看了以後,覺得我寫得還不錯,誇獎了我。他説這個問題他也沒考慮過,應該是蠻新的。郝立誠先生是中央大學20 世紀30 年代初的畢業生,資格比較老。他的學問很好,陸機《文賦》都是背誦的,但文章寫得不多。他有位堂哥叫郝立權,是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出版過《陸士衡詩注》,蠻有名的。這篇文章後來完成了,作為我的畢業論文。

徐州師範學院畢業了,我就回到睢寧縣中學,也沒有發表的機會。當時在睢中的時候投給過《徐州師範學報》,當時學報大概看到是中學老師寄來的稿就沒用。到上海讀研究生以後,我又送請馬茂元先生看,馬先生看了,覺得我寫得好,他説這個問題討論不多,我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材料也蠻新的。馬先生推薦我的這篇文章到《文藝理論研究》上發表。現在看來,這個文章討論的題目還是蠻早的,提出一些看法也是蠻早的,這也算是自己本科階段的總結吧。

楊阿敏:本科階段,有沒有讓您特別敬佩的老師?

傅剛:我們徐州師院雖然是個地方院校,但是我們好老師很多。尤其我們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入學以後學校非常重視,專門為我們1977級配備老師。比如説中文系,都是配備我們系裏面被認為最好的老師,現在看來也是這樣,雖然是個地方院校,老師的水平都是很高的。

比如説現代漢語專業的廖旭東老師,他後來擔任系主任,也做過徐州師院副院長,他的現代漢語研究在國內學術界裏是名列前茅的。當年教育部指定的全國教材《現代漢語》,就是他跟蘭州大學的黃伯榮先生二人合編的。廖先生的水平非常高,他是北師大黎錦熙先生的學生,他的理論水平也好,對資料很熟悉,而且古今兼通,這在當代學者裏不是很多。現在很多研究現代漢語的人不懂得古代漢語,雖然廖老師的專業是現代漢語,但是他給我們上的是《説文解字》課,對《説文解字》非常熟悉。晚年還出版過《楚辭語法研究》。他人也很正,工作很認真。他後來做系主任,對於我們徐州師範學院中文系學風的培養和建立,是有貢獻的。

像古代文學的老師,應該説從不同方面對我都產生深遠影響。比如王進珊老師,他原來是復旦大學的教授,因為院系調整等各種原因,調來徐州師範學院。他教我們宋代文學,但他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屬於才子型,1949 年前在上海已經很有名氣了。他精通戲曲,不僅研究,同時創作劇本。他是一位講究生活的人,人也好,對我們很關心。又比如吳奔星老師,也是新中國成立前的教授、詩人,在現代文學史上是很有地位。教我們古代文學的郭廣偉老師,他精於吟誦,《詩經》《論語》《孟子》,都能背誦。現在看到一些人到處吟誦,和他一比,只能説是野狐禪了。他的研究成績也好,出版過《權德輿詩文集》。郭老師一直教我們二班,當時1977級兩個班,我們二班的先秦兩漢隋唐文學史是郭老師教的,他是一箇舊式的學者,對資料非常熟悉,備課也很認真,這對我們影響很深。所以我們古代文學能夠學得好,有專業興趣,跟郭老師的上課有關。

另外在當時屬於中年的老師,就是我們徐州師範學院培養起來的,都非常優秀,像邱鳴皋老師、吳汝煜老師等,邱鳴皋老師給我們上宋詞研究選修課,明清文學是鄭雲波老師上的,鄭老師也是非常優秀的老師,他教明清小説,對材料非常熟悉。他非常會上課,沒有講義,就拿張卡片如數家珍地講,小説被他講得繪聲繪色,又富有學術性。當時鄭老師對我們影響很大,他擔任中文系副主任,對我們指導也蠻多的,這幾個老師都是非常優秀的。我因為學習過的學校比較多,能夠有所比較,應該説以上這些老師的水平,絲毫不比別的院校差。像邱鳴皋老師給我們上的詞史,材料之豐富,線索之清楚,各家觀點、説法一一排列整齊,清清楚楚的,加上他個人的案斷,很有學術水平。我做了厚厚一本筆記,現在的高校裏能有這樣深度的課程並不多的。

吳汝煜老師教一班,他既會上課,研究成果也很突出,文章寫得好。他的專業是唐代文學,出版了好多重要的著作,如《劉禹錫傳論》《全唐詩人名考》等。他後來還出版了《史記論稿》,顯示出他的專業領域很廣。《史記論稿》是當代《史記》學研究的重要成果,吳老師的《史記論稿》都是由專題論文組成的,所以就很深入。吳老師雖然沒有直接教過我,也不是我的指導老師,但是我一直同他聯繫比較多,我很敬佩他的學問和研究的態度。很可惜,他剛50歲就去世了,現在回想起來,吳老師50歲的年齡,學問已經晉升到同時代人之上,入於更高一輩學者之列了,所以很多人誤認為吳老師是老一輩學者。我回想我在50歲時所取得的成績,和吳老師比,差得還是蠻遠的。如果吳老師在的話,他現在取得的成果應該是更加卓越,他在學界的地位也應該更高。

其他的老師當然也很好,因為我學的是古代文學,所以對古代文學的老師印象比較深刻一些。因為這些老師在各方面都對我有很大的幫助,所以也不能説誰最有影響。我們的老師都是非常親切的,對學生都非常好。我讀了研究生以後的幾位老師也都是非常好的老師,運氣比較好吧,都碰到了最好的老師。

楊阿敏:本科畢業後為什麼選擇考研進入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繼續學習古代文學?

傅剛:其實我在大學二年級的時候就開始準備考研究生了。其實我當時對研究生不瞭解,我那時就知道大學生,不知道還有研究生。我們班裏有個同學叫閆華,他是先知先覺者,他好像上大學初就考過一次研究生,應該參加過第一屆或第二屆研究生考試。然後他就帶着我們成立了一個古典文學興趣小組,我們以前經常在一起討論,挺有興趣的。那時候才知道有研究生這麼一個説法。我本科畢業的時候考過一次,當時沒考好失敗了。閆華當時就考上了中國社科院的文學研究所,在當時影響非常大,因為徐州師範學院的學生,一下就考到社科院文學所,那個時候我們覺得是最高學府了。另外還有一班的張宏生,考進了南大跟程千帆先生讀書。我們那一屆考出了兩個研究生,對我們也是鼓舞。

我沒考上當時就回去了,但心裏還是想考研究生,不想當中學老師,所以回到家裏就一直做準備。我在睢寧縣中學被分配在初一教語文,教學以外就是做考試準備。我是1982年1月份畢業參加工作的,當年的半年時間是不能考的,等到過了一年,就是1983年參加考試。我是我們那個縣中學裏第一個考上研究生的老師,在我之前也有一些老大學生考研究生,都沒考上。

當時也沒什麼別的考慮,因為我的專業主要是研究魏晉南北朝文學,1983年的時候,全國只有上海師範學院招魏晉南北朝文學,其他學校是招漢魏六朝文學或者是魏晉南北朝隋唐文學。我覺得我的準備主要都在魏晉南北朝這一段,如果跨段的話擔心自己考得不好,所以就選擇了上海師範學院。上海師範學院是曹融南老師招生。我是入校以後才知道的,因為那年全國只有上海師範學院招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研究生,所以考生很多,好像20多個人考,最後參加面試的是3個人。3個人參加面試,可能我的出身最低,是蘇北一箇中學的初一老師,畢業的院校也不算什麼名校。另外兩位我知道一位是杭州的,另一位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工作,應該都比我出身高,但是面試以後曹老師就錄取了我一個,據説當時曹老師可以錄取兩個的,但最後只招了我一個人。

楊阿敏:碩士期間師從曹融南先生學習魏晉南北朝文學,導師是怎麼指導您讀書治學的?

傅剛:曹老師是非常認真的一個老師,如果放在《世説新語》裏的話,曹老師應該是屬於“方正”一類的人物。他當時招我一個學生,馬茂元先生也招一個學生,所以我們兩個學生一起跟曹老師和馬老師上課。曹老師每次上課都是認真備課的,他有備課筆記,這一點和研究生的其他導師不太一樣。每週到他家裏去,他給我們上兩個小時的課,現在我給研究生上課也感覺到了,講兩個小時是很累的。

曹老師是1933年入學中央大學,1937年畢業。他出身於江南一個士紳家庭,父親是江南有名的士紳,家裏有藏書。而且他父親寫有學術筆記,遺稿在曹先生家裏,我見過。據説太老師與錢仲聯先生都有交往。曹先生中大的老師有黃季剛先生、汪東先生、吳梅先生等。曹先生跟我們聊天的時候説,季剛先生來上課經常會遲到,上課以後就會罵娘,主要罵胡適,有時一堂課會罵半節課,罵完之後講課,雖然就講那一點點,但是會讓你受益無窮。曹老師他們一班有六個人,有江西師大的餘心樂先生、西北師範大學的彭鐸先生,他是做古漢語研究的。中央大學出來做文字學的比較多,都是非常有名的,像彭鐸先生水平就很高,可惜去世很早。

曹先生1933年考大學的時候,同時報考了三個大學:北大、武大,還有中央大學。結果武大沒錄取,北大和中大都錄取了,他本來想去北大讀書的,但家裏人不同意,説當時北平已經不太平了,所以就不讓到北京來,就讓他選了中央大學。

季剛先生跟他們講,讀書不到50歲不要發文章,確實是這樣的,曹先生文章寫得很少,他對這一點也不太滿意。其實寫作是可以鍛鍊人的思維能力的,可以促進你思考的深度,所以不寫作是不好的。而且你時間長了不寫以後,習慣就不會有了,寫不出來了,不光是懶的問題。經常不寫後,不寫的習慣就形成了,不願意寫了,就永遠眼高手低,主張必須要寫。所以曹先生對這方面就有點不太滿意,他説如果他來北大讀書的話,也許自己會是另外一種局面。老先生很長壽,2017年去世,是百歲老人。

曹先生髮表成果不多,所以在學術界可能知道的人也不太多。晚年整理的《謝宣城集校注》是他的代表作。曹先生退休以後到80多歲,甚至90多歲的時候還經常跑圖書館,每天都在讀書看書,充實自己的學問。他學問非常好,是屬於那種老派的學者,寫得很少,但其實他的學問所包括的範圍很廣,因為從小受家學教育。他發表出來的成果就是《謝宣城集校注》,這部書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後,在國內影響很大,到目前為止,在幾部《謝宣城集校注》裏他這本書算是非常好的,體例準確、規範,參考價值高。前言寫得非常好,所以他不是不會寫文章。

當時我們年輕不懂事,以為曹先生不善於寫作。但看了他的幾篇文章,一個是《謝宣城集校注》的前言,另一個是他編的《魏晉六朝散文選注》的前言,都寫得好,屬於那種具有深厚學術素養所養成的温潤的文風。這樣的文筆1949年後的大學生是寫不出來的,我們寫的文字,自然不自然地用很多誇張的套語,屬於1949年後帶有時代特點的語言,不典雅。曹先生的文章一看就是那種很温潤典雅的古典筆法,很可惜他沒有寫很多,這方面我覺得曹先生有點可惜了。

楊阿敏:在曹融南先生身邊學習工作多年,您對曹先生的治學與為人有什麼認識?

傅剛:曹先生為人當然好,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就是我從本科導師郝立誠開始,到我博士後的老師,一個比一個年輕,年齡最大的好像是郝立誠老師,是我本科的老師,然後是曹融南老師,再是曹道衡老師,最後是袁行霈老師,蠻有意思的現象。曹融南老師剛才講了是方正,一絲不苟,他跟學生平時不苟言笑的,但是其實他的內心非常和藹,很關心學生。因為他是大家庭裏的老大,老大在舊家庭裏面的身份地位都是不讓表達自己的個性。他在生活和工作中都是這個樣子。他的幾個弟弟讀書都非常厲害,他有一個弟弟原來是學化學的院士,他們家的家風很好。

但曹先生其實是懂得變通的人,表面上他很冷,其實內心還是蠻熱的。他跟我講過,他的兒子當年下放到東北去,曹先生就説到東北那個地方你可以喝點酒。這個話是什麼意思呢?原來他們的家訓是祭祖都不用酒的,就是説他們家規是不喝酒的,但是他兒子到東北去了,他説那個地方冷,你可以喝點酒。所以曹先生內心是很熱的。其實他年輕的時候是中央大學的籃球隊隊員,可想而知他的性情、內心世界也是很豐富的,但平時上課不太能感覺到。我是1985年跟他一起到西安和北京訪學,跟隨他有十多天的時間,那個時候曹先生表現得完全是另外一個人,就好像陶淵明講的脱離樊籠外的狀態,非常高興,言談也很多,很興奮。那個時候我第一次感覺到曹先生是非常可愛的人。

曹先生對學生非常的好,在學術上卻要求非常高、非常嚴。剛才舉我的例子就説,錄取學生的時候三個人我的出身最低,他可以錄取兩個,但是他就從嚴,就錄取一個他認為好的。還有一例,有一個外地老師跟他進修,後來要升教授評職稱,就請曹先生給推薦,結果曹老師看了他的成果以後覺得他不夠格,就給否定了。這在我們當代的高校裏面基本上是不大會有的,跟過自己的學生,你給他否定掉的基本上沒有。他就是很嚴格,他是學術上一絲不苟的一個人,所以我們也都非常尊重他。

楊阿敏:除曹融南先生外,您還跟隨馬茂元先生上課讀書。請談談您眼中的馬茂元先生。

傅剛:馬先生跟曹先生就不一樣啦,馬先生成名要早,名氣很大。馬先生性格上跟曹先生也不一樣,他有才氣,文筆又漂亮,出身也是大家庭,當然曹先生也算是大家庭了,不過桐城馬家好像更有名一些。他的祖父是馬其昶,馬先生從小就跟他讀書學習。馬先生非常聰明,是無錫國專畢業的。他的代表著作很多,《唐詩選》《楚辭選》《古詩十九首初探》等都是當代名著。

馬先生水平非常高,記憶力也非常好,他跟我們上課都是背誦材料的。他給我們上課時身體已經不太好了,他的支氣管出了問題,講幾句話就要噴一下噴霧。據説他能背一萬多首唐詩,不光是唐詩,從先秦到明清的材料、詩文,他都能大量背誦。他説我也不想記啊,但是看了我就記住了,過目成誦。他一直想做唐詩史,1966年以前就準備了很多材料,結果1966—1976年間把他的材料全部燒掉了,對他打擊蠻大的,所以非常可惜。

我們當年考上海師大的時候,他跟曹老師一起參加我們的面試,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他。後來我們每週都到他家裏上課,他對我很好。像我這樣從農村中學出來的,他並不嫌棄,還很器重。我的本科畢業論文就是他推薦發表的,那個時候我剛讀研究生,在1984年的時候發表文章,又是《文藝理論研究》這樣的名刊,對我的鼓舞太大了。我們在他家經常跟他聊天,其實和老先生們聊天是非常好的學習。他還是善於談論,也是願意説的,聊天中有很多很好的見解。有一年他生病住在上海結核病院裏,當時同住的還有華東師大的葉百豐教授,葉家跟馬家是世交,葉先生就跟我們説馬先生是屬於不世出的人,他平時講話應該錄音下來。當時我們沒這個想法,也沒這個頭腦。馬先生説不行,他要是看到別人拿着錄音機放在那地方,他就緊張,説不出話來。我們就錄過一次馬先生講杜甫的《秋興八首》,當時用的錄音帶,可惜現在找不到了。馬先生的《秋興八首》講得真好,我覺得當時國內沒人超過他。馬先生的藝術感覺非常敏鋭,藝術感把握得非常準確,表達得又好,國內同輩學者中沒有人能超過他。當年上海辭書出版社編《唐詩鑑賞辭典》,那是第一次對鑑賞文章提出辭典的説法,責編是湯高才先生,他先是去找馬先生寫“前言”的,馬先生也答應了,但是好像在溝通的過程當中出了什麼問題,馬先生不高興了,就不寫了。後來湯高才又找了別的先生寫了“前言”。

馬先生那時候是副教授,上海師院還是不太重視人,但他的成就很高,唐代文學會成立,他就是顧問,他在唐代文學研究裏頭地位是很高的。馬先生對我們學生非常好,可能他才氣大吧,也可能在同輩裏頭他恃才,有時對別人不一定很客氣,但對學生很好,經常請我們吃飯,比如説對我,所以説我對馬先生很感恩。現在我們策劃在商務印書館給馬先生出全集,這是我在做的工作,也是對馬先生的感恩吧。《唐詩選》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商務印書館也準備出,因為商務印書館要出全集,他們現在出了《古詩十九首初探》和《晚照樓論文集》。全集主要是詩選、論文集,還有他以前編的文論選。

馬先生據説當年給本科生上課就拿一個火柴盒,上面寫幾個字做提綱,全程都是背誦材料,他的上課大家都記憶深刻。

我們比較熟悉馬先生的幾個選本:《唐詩選》《楚辭選》《古詩十九首初探》。你讀《楚辭選》,他那些分析多深入,文筆多好啊!其實馬先生晚年對《楚辭選》有點不滿意,就是嫌它太漂亮,他希望改寫,但是沒精力了。他對文章的要求,對文章寫作的風格,有些變化了,更傾向於簡明潔淨。後來《唐詩選》是他和趙昌平先生一起合作的,做了不少修改,所以現在出版的《唐詩選》是經過修改後的,比1962 年出的那個要好多了,他晚年親自修訂過。

馬先生的記憶力也是非常少見的,他病重去世之前住在上海中山醫院,我去看他,當時他喉管已經切開了,要用呼吸機,所以大腦嚴重缺氧。我去看望他的時候,有一個唐詩的出處不知道,就問他,他就説讓他想一想,我就回去了。回到學校以後,他女兒馬敏就給我打電話,説她爸爸想起來是誰的詩了。

還有一次,一位正在外地高校讀博士的朋友來上海訪學,我帶他去見馬先生,馬先生隨口問:“你的博士論文做什麼題目啊?”那位朋友有點尷尬,因為他當時選的題目是清代一個二流詩人,他的指導老師也不是很清楚,所以他擔心説出來馬先生如果不知道的話,可能會難堪。沒想到他回答以後,馬先生背誦了那個詩人的三首詩,這位朋友一下子被震住了。

楊阿敏:1993年,您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攻讀博士研究生,請您講述一下在社科院三年的讀博生活。

傅剛:我在上海師大已經學習工作十年了,就想換個環境,感覺自己還是需要讀書,需要再提高,總覺得上海那環境不太適合我,正好見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招生目錄。那一年曹道衡先生招生,所以就決定報考。社科院研究生院成立的時間不長,1978年成立,但是學術地位很高,畢業生在各個領域裏面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在學術界很有影響。到目前為止,各個專業領域裏都有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畢業生。研究生院學風一直很嚴謹,學術眼界廣闊,且師資力量非常雄厚,因為它依託中國社會科學院,而社科院各所的研究員眾多,力量非常雄厚。

我是1993年才考的社科院,因為社科院研究生院不屬於教育部所屬,但招生名額卻是由教育部給的,所以每年的名額很少。我們那一屆只招了80個人,實際上社科院的博士生導師有幾百人,還有很多非常有名氣的老師都沒有博士生導師資格,這些人在一般的大學裏面,早已經是博士生導師了,所以社科院的博士生導師都是一屆帶一個或者兩個,且都是三年帶完以後再招生的。

我們那一屆80多人分成三個班,文史是一個班,經濟、法學是一個班,外國的政治、文學、國際關係等是另外一個班。但是我們的學習、集體活動都是在一起的,三個班的關係都處得挺好。我的體會是,這三年對我來説非常重要。一是我們是從全國各地考過來的,具有不同的學術背景;第二是集中到研究生院這個地方,各個不同專業在一起,互相交流、啓發。我們在一起學習、吃飯、活動,經常採取自由的討論方式,不同學科之間的交流比在課堂上獲益更多。不同學科的知識背景、研究方法等,對學術研究幫助很大,我這方面的體會非常深。

另外,研究生院給我們的待遇也是其他高校不能比的,因為當時人少,我們都是一人一個房間,這在其他高校基本上不可能,而且那房間還蠻大的。因為博士研究生年齡都挺大的,個人的生活習慣也不一樣,一個人住一間屋就保證每個人有獨立自由的空間,能夠保證讀書的時間,提高效率。

另外,研究生院的圖書館建館時間不長,藏書也不是很豐富,但是因為每個專業就那麼幾個學生,比如文學專業,當時我們古代文學就兩個人,還有一位是現代文學專業的,這就等於説圖書館裏有關的專業書籍就是為我們幾個同學準備的。借書非常方便,週期也長。此外,社科院研究生院專業設置廣泛又精細,種類多,因此各種專業的書籍都有,而文科學習就是要博取,這對我們的幫助太大了。

除了研究生院圖書館以外,社科院各個所都有圖書館,有一些大所的藏書相當於一個大學圖書館。比如説文學所、歷史所、考古所、宗教所、語言所,等等,所藏圖書非常豐富,包括線裝書,這些都是對我們開放的。我們經常到所裏的圖書館借書,有些線裝書當時是可以借回家的,甚至明版的線裝書,只要沒列入善本,也都可以借回去。所里名宿雲集,我們經常能從借書卡片上見到仰慕已久的大學者,我就借過許多錢鍾書先生借過的書。所以研究生院三年的讀書生活對我來説是非常愉快的。

這三年的愉快其實超過我讀碩的三年,真是心無旁騖,而且我們那屆比較特別,尤其我們那個班,文史班,我們二十多個人,讀書三年沒有一個人出去打工。三年就真的是讀書,很單純。應該説我們那些學生學得都很好,論文質量都很高。這也是我學術成長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階段。

楊阿敏:為什麼選擇師從曹道衡先生學習,曹道衡先生是如何指導學生的,您瞭解的曹道衡先生是什麼形象?

傅剛:因為我讀本科的時候就知道曹先生了。當時我認為國內研究魏晉南北朝文學最好的就是兩位老師:一位是上海復旦的王運熙先生,一位是北京的曹道衡先生。他們的文章發表得多,研究也很深入。他們的文風我覺得也非常適合我,研究方法很平實,但是都奔着解決問題去的,不玩虛的。不像很多學者寫的東西很漂亮,但很多是不解決問題的。這兩位老師的文章都是紮紮實實的,所以我很嚮往這樣一種研究。

其實1983 年我考碩士的時候就很想考社科院,但當時曹先生不招,到了1993年,正好看到曹先生那年招生,就毫不猶豫地報考了社科院。現在回想起來就是緣分,當時報考曹先生的有好幾位,水平都不錯,結果我如願考上了。應該説我前前後後經歷了很多老師,每一個老師對我的幫助都很大,這些老師都是好老師,但是,如果就研究的方法和學術觀念來説,我覺得自己與曹先生最為契合。各方面比較起來,曹先生是最適合指導我的老師,我很嚮往他的研究。

其實上課,曹先生倒也沒有給我們像現在這樣的上課式一樣細緻地講,很多時候就是聊天。學生跟老師讀書真不是靠上課能夠上出來的,像曹先生的研究方法、成果,作為學生要自己主動去了解,而不是被動地接受。所以對曹先生的書和文章,我都仔細認真地讀過。從他的文章裏面總結尋找他的思路,他運用材料的手段,解決問題的方法,從這方面我就學習了很多很多。學習中產生的疑問、困惑,就要當面請教了。

曹先生是純粹的學者,學問博大精深,感覺我向他請教的問題,基本上沒有他不會的,沒有他不能夠給你解決的。這樣的老師我想很少能再碰上了,因為一個人不太可能説什麼都知道。他讀書,尤其文史的研究,涉及的領域很廣。就專業領域裏的問題,曹先生基本上都能夠給予解答,有一些解答不了,他都能引用相關的材料給你説明,這一點是非常了不起的,我想我這一輩子也做不到這一點,他對材料太熟悉了。

新中國成立前,他在無錫國專讀歷史系,所以受過很好的史學訓練。我們跟他學先唐這段文學史,從先秦到隋唐這一段,材料他都熟悉得很。其實明清他也非常熟悉,他的父祖那一輩都是清代的,有很多歷史跟他們家都有關係的。比如他的外家是潘家,潘家在清代是不得了的,從清初的潘世恩,到清末的潘祖蔭,再到他的舅舅潘景鄭,都是文化名人。他的姨夫是顧廷龍先生,是當時的著名學者,名望非常大,所以他對清代的整個社會自然很熟悉。曹先生在北大畢業後,入文學研究所本來是做清代研究的,他研究過王夫之,甚至都寫過關於《紅樓夢》的文章,後來因為研究需要,讓他去研究唐以前文學,這也正適合他,因為他有經學和史學的根底。

蔣寅曾經寫過古代文學研究四代人的文章,當時在學術界流傳較廣,但是蔣寅這篇文章裏恰恰漏掉了曹先生這代人。這一代是什麼人呢?他們既不完全是1949 年後培養的,也不完全是1949 年前培養的。1949 年前大學生很多是從小學到大學,由學校訓練出來的,但是曹先生是有家學的,小時候是做日課的,每天讀什麼書,上午讀什麼,下午讀什麼,而且每次只讀一卷,比如説《史記》《漢書》一卷、《爾雅》一卷。這都是舊式的讀書方法,這方法其實是很科學的,是老祖宗讀書經驗總結出來的方法,適合對年輕學生的培養。

曹先生從來沒有炫耀過他的記憶力,但他的記憶力真的很好。他不會有意背誦什麼以顯示記憶力好,就是在你問他什麼問題的時候,他就可以成段背給你聽。比如我問過他《尚書》的一個問題,他就把孔安國傳和孔穎達的正義背了一段,説偽孔傳是這樣説的,孔穎達是這樣説的,我的意見是什麼。再舉一個例子,我同學閆華想編一本《東方朔集》,出版社要求有譯註,他讓我去請教曹先生。我問曹先生後,他説東方朔的東西有的是很難註解的,更不要説翻譯了。於是他就隨口背了一段東方朔的文章(篇目已經忘了),説這怎麼翻譯啊!曾經有一位學術界朋友跟我説,可以從曹先生髮表的文章看到他正在讀什麼書。這個話比較輕佻,意思是説曹先生的腹笥並不廣,都是臨時讀書才能寫文章的,這真是小人之心了,是沒有見過大學問家才有的淺陋之語。

曹先生小時候是由他的舅舅潘景鄭先生親自教的,然後考取了無錫國專。無錫國專按照現在的制度來説是一個專科學校,但它是一個專門的國學教育學校,如果從專業教育講的話,沒有任何大學可以超過它。在這種專業的學術訓練下,學生的文史知識都非常紮實。曹先生在無錫國專歷史系畢業以後,想再讀一個大學,所以就報考了北大,這一點在他的《困學紀程》裏面都講到了。因為他在無錫國專已經專科畢業了,所以他入北大是插班讀書,不是從一年級讀的,好像是直接從三年級開始讀的。

在北大就接觸了1949 年以後的學科理論,曹先生雖是舊學出身,但他善於學習,愛讀書,記憶力又好,所以他的現代教育制度中的理論知識掌握得也很好。從這些方面講,我們説曹先生的學術背景既有舊式的,也有新式的。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理論不好,所以在北大讀書期間,很認真學習理論,到了晚年,曹先生還能夠成段地背誦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原文,可見他這方面的理論素養也很深。所以他這樣一種學養和知識背景在新中國成立後培養的大學生裏頭,是比較突出的。對曹先生這樣的學者,不能完全看成是新中國成立前或新中國成立後培養的,他有舊學根底,又經過新學訓練,他的特點就跟別人不一樣。很多沒有舊學根底的人理論分析比較強,但是功底不紮實,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後培養的學者,這方面有很多缺憾,但是曹先生就比較完備。

曹先生是厚積厚發,他很勤奮,不斷地寫文章。因為他有這樣的知識儲備和背景,所以他就不斷會有新文章新創見。到了我來跟他讀書的時候,他已經退休了。文學所是60歲退休,退休以後才帶的我們這一屆研究生。其實現在看,他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學術成果,都是60歲以後產生的,一直到70歲以後,新的學術創見還是不斷地產生。他創造力很旺盛,在70歲以上的學者中不多見了,而且他都能把它結構成篇,有專著,有長篇論文。人在70歲以後,精力是有限的,寫一篇大文章,其實是很累的,但曹先生仍然不斷有大文章出來,而且能不斷提出很多新的學術看法。

我覺得他在晚年做的很大的一個工作就是研究地域文化和文學發展之間的關係,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個成果。他在《中古文史叢稿·自序》中專門談了他的看法,他説:“在這本小冊子中所收的文章,有不少是關於地域、家族等因素和學術、文藝的關係。這個問題對我來説雖已考慮多年,卻一直未敢筆之於書,原因是這問題頗為複雜,而我的學力有限,所以頗為猶豫。直到去年,才向社會科學院老幹局提出一個研究課題——‘關隴與河朔’(北朝學術、文藝的地域差別)。這個課題在去年底已初步完成,共包括六篇文章,即《秦漢統一與各地學術文化的發展》《試論北朝河朔地區的學術和文藝》《關中地區與漢代文學》《西魏北周時代的關隴學術與文化》等。其中像北朝河朔地區學術文化的問題,曾在北京大學和安徽師範大學中文系部分研究生和本科中試講過,並得到一些先生的鼓勵。在對北朝學術文化的地域問題進行初步的探討之後,我又想把目光移向南朝。關於南朝文化的地域問題,我在過去也曾想到過,如十幾年前所作的《略論晉宋之際的江州文人集團》一文,已多少有所涉及,但未進一步探索。但南朝的地域問題較諸北朝尤為複雜,因為南朝士人中有很多是北方的移民,如王、謝二族,本是琅玡、陳郡的高門,南遷後又有時居建康,有時居會稽,兩地文化也多少有別,因此這種探索,還只能是初步的。”這個序寫於2001年,則見這個課題是在2000年立項的,但實際上對這個問題的思索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了。我想曹先生如果還健在的話,一定能寫出一部非常重要的區域文化和文學發展之間關係的專著來。他的研究其實開啓了後來一些文學與地域文化的研究。所以我覺得曹先生的開創意義非常大,這是無法抹殺的,這是很大的創見。

曹先生非常勤奮,他每天早晨起牀很早,四五點鐘就醒了,起來後,洗漱一下就開始寫作了。其實他的身體一直很好,每天都工作十幾個小時,像我現在,工作七八個小時就很累了。而且他也不會用電腦,他的文章都是用手寫的。

曹先生主要精力集中在南北朝文學研究上,北朝文學研究的陣地是他開闢的,在他之前沒有。北朝文學該如何看,北朝文學的特徵是什麼,北朝文學的歷史階段如何劃分,北朝文學各個階段有哪些重要的作家、作品,這些工作都是他做的。北朝文學發展的走向,他認為到了北朝後期,它取得的成就已經超過了南方,這種判斷,目前大家都是接受的。所以他學術研究的精力集中在南北朝比較多一點。另外,這段時間、這個研究領域裏面重要的作家,包括二流的作家,作家生平、作品,他都有單篇的論文。

這是一箇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者的典範,這個典範的意義在於一個學者做某段文學史研究,必須有個案研究。曹先生做了大量的個案研究,文學史涉及的每一個作家、作品,他基本都做過考訂和研究,在這個基礎上,他寫成了南北朝文學史。這樣的文學史與一般人寫的不一樣,因為文學史中涉及的每一個研究對象都有發言權,不像很多文學史寫作的人沒有個案研究,多是靠綜合別人的説法而攢成的,這是很不一樣的。

有些人説他是手工業工作者,所謂手工業工作者是比較注重那些微觀的瑣碎的材料,這個完全是無知的説法。古代文史研究必須從個案、從材料的輯考出發。其實曹先生不僅做這些材料的積累,他本人是學歷史出身的,他具有很高遠的歷史眼光,看問題都很深刻。他在完成了許多個案工作和文學史的寫作後,將自己對南北朝文學的看法寫成《南朝文學與北朝文學》一書,這本書就是理論研究,就是他研究成果的理論總結。因為他有這麼多研究成果作為基礎,他的理論總結的結論是可信的。

在我們當下的時代,曹先生的研究成績還遠遠沒有被認識到。現在的學者是隻認那種做了官的人,擁有很多的榮譽,曹先生就是一個普通的學者,一個布衣學者,他沒有什麼頭銜,又因為他在社科院工作,社科院這個地方招的學生很少,又沒有本科生,它不像很多大學,老師能帶很多學生,老師吹學生,學生吹老師,互相吹,這是不一樣的。

楊阿敏:您的博士論文是《昭明文選研究》,當時為什麼選擇研究《文選》,在論文中您主要探討了哪些問題?

傅剛:論文題目是曹先生替我選的。我當時想做魏晉南北朝樂府研究,我對樂府研究還是有些考慮的。但曹先生説還是做《文選》研究吧,《文選》學長時間地受到打壓,沒有受到重視。1993年的時候,國內已經開始重視《文選》了,已經開過兩次國際討論會,正是《文選》學要興起的時候,所以這個題目還是不錯的。“五四”新文學革命,靶子就是《文選》,所謂“桐城謬種,選學妖孽”。從“五四”以後,《文選》就一直沒有得到重視,等到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很多讀書人就不知道《文選》是什麼東西了。在這樣的背景下,曹先生讓我研究,在新的學術背景下,從理論上對《文選》這本書進行討論,所以我就選了這個題目。

《文選》這本書,像我們研究古代文學的人都是要讀的。我在本科階段也讀過,當然不會像後來讀得那樣認真那麼細。碩士階段也讀過,那個時候也是不太重視。讀了博士,我覺得也很重要,曹老師讓我做,我就做了。《文選》是專書研究,主要解決的就是編纂的問題,即編者、編輯時間、體例、選錄標準、編者的批評觀以及編纂的文學背景等這些問題。前人有過研究,20世紀30年代駱鴻凱先生寫過《文選學》,這是現代學術背景中第一本研究《文選》的專著,書中對這些問題做了理論歸納和總結。到我寫作博士論文的20世紀90年代,學術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有的問題還沒有討論,有的問題討論了還可以有一些新的解釋和看法,當然已有的研究、正確的結論我們要重新認識它、研究它。寫這個還是蠻愉快的,寫得很順利。我們的學制是三年,我用兩年時間來蒐集和整理材料,之後不到一年的時間開始寫作,是一稿寫成。那時候我自己還沒有電腦,也不會用電腦,只能手寫。現在看我那個稿子還是蠻幹淨的,塗改的不是很多,説明考慮還是蠻成熟的。蒐集材料時我就記在一個本子上,所以寫的時候也很順利。論文的手稿還保留着,自己覺得挺珍貴的。

論文一共寫了30多萬字,但定稿時將版本敍錄拿掉了,所以最後是20多萬字。論文都是一邊寫,一邊送請導師看的,當時曹老師是《文選》學會會長,他對《文選》的見解和研究很深入,所以有他給我把關,我可以放開寫。反正我寫得不對的話,曹老師會給我糾正。不像我現在指導學生,如果學生寫的題目我不是很瞭解的話,寫得不好,我也指導不了,那麼學生也不敢放開寫。

當然我寫的大多數曹老師都是沒什麼意見的,寫完之後覺得還是挺不錯,順利通過答辯,評優秀博士論文是我們畢業之後的事,我們當時並不知道,研究生院把我的論文報上去,報的時候我們都不知道,還是後來需要補充材料,研究生院打電話找我,我才知道這件事。結果也沒注意,最後説公佈了,獲得優秀博士論文獎。那當然是很高興的事,評這個獎還是很難的,因為是第一次評,參加的人前後三屆還是四屆加起來一起評,所以參評的論文很多,最後一共評選出一百篇,號稱百篇優秀博士論文。古代文學就兩篇,只有我和首都師範大學的左東嶺老師。所以在曹老師的指導之下,這個論文寫得還是比較滿意的。

楊阿敏:博士畢業後為什麼選擇到北大讀博士後,繼續進行選學研究,通過“文選版本研究”這個課題研究,您主要解決了什麼問題?

傅剛:我做完博士論文以後,覺得自己可以結束學業工作了。我的母校上海師範大學叫我回去,當時學校管人事的處長徐桂英老師,對我一直很好,一直跟我聯繫,也來找過我,她希望我回上海師大工作,我也準備回去了,因為家就在上海。但是當時的博士後條件很好,尤其文學專業的博士後站剛建站不久。我是1996年畢業的,好像1990年建站吧,全國建站的學校只有四所:北大、北師大、南大和復旦。博士後站條件很好,有兩年自由的研究時間,待遇也不錯,所以覺得我還是先做個博士後吧,將博士論文期間的課題再深入研究一下。曹老師也支持我。

這四個學校我都申請了,當時也不知道誰能錄取我啦。南大當時我找了周勳初先生,周先生以前有些聯繫,他也瞭解我,所以問了下週先生。周先生就説,正好他那一年不能帶了,但是他願意推薦我到蘇州大學隨錢仲聯先生做博士後。因為蘇州大學沒有站,錢先生可以在南大這個站帶,周先生對我很好,他推薦了我。

當然還是想來北大,所以給曹先生也彙報了。曹先生是北大畢業的,北大情結非常濃,尤其對他的老師遊國恩先生,他一直覺得作為遊先生的學生,沒有留下來為北大做貢獻,很內疚,覺得沒有報答北大,他就想讓我來北大。所以曹先生也專門跟袁行霈老師又介紹了我。我帶了材料來見袁老師,袁老師當時就同意叫我來跟他聊一聊,所以我就來到北大跟袁先生見了面,聊了一下研究的情況,袁先生當時應該對我也滿意吧,所以就同意我申報,他願意招。袁先生一直是很低調的人,北大博士後站其實他早就可以帶,但他一直不願意帶,他覺得應該讓一些資輩比他老的老師先帶。當時博士後站一個站一年只有一個人。正好那一年他可以帶。他可能看中了我,就讓我來申報,材料報上去之後,當時中文系管科研的是程鬱綴老師,系主任是嚴家炎老師,這兩位老師看了我的材料還是很支持我的,在學術委員會討論時就通過了,所以,其他學校我就不再繼續聯繫了。

文學博士後建站時間不像其他學科建站時間長,文科的博士後,尤其是文學的,各個學校的情況不完全一致。其他學校有博士後站長,北大我一直沒有明確地聽説,但是有人跟我説過,其實袁先生就是北大中文系博士後站長,但是從來沒有這方面的相關材料。我不知道這個説法是真是假,沒問過,但是其他院校裏頭,像復旦,就明確地説博士後站長是章培恆先生。

從名義上講博士後不是個學位,它是個工作,所以它是屬於人事部管,而不是教育部管。跟導師之間的關係其實是合作研究關係,導師稱合作導師。但其實我們的慣例還是把它當成跟讀學位一樣,一般就這麼認為。

博士後當時的待遇是可以給住房的,北大在承澤園專門建了博士後住房,兩室一廳。這對我來説非常好了,以前我從來沒住過兩室一廳,來到北大住上了。另外,當時全家户口是可以遷過來的,我家在上海,是上海户口,全部遷到北京來了。每年給的待遇經費在當時也挺好,生活上無憂,研究也比較順利。博士後期間不像在社科院同學那麼多,可以經常在一起切磋,博士後期間基本就是自己一人做自己的獨立研究,切磋的時候不多。

《文選》版本研究等於是我帶進來的題目,其實《文選》版本我在1993年做博士論文的時候,曹先生就跟我説過,版本就不要做了,因為他當時的看法是,《文選》版本清代學者已經解決得差不多了。因為曹先生不做這方面的版本研究,所以他還是傳統的看法,認為這個研究花費時間多,且已有定論,不必再做了。所以我在寫博士論文期間就沒有打算做版本研究,不過還是做了《版本敍錄》,因為按我一般的慣例,研究一個東西的時候,要把一些基本材料搞清楚,尤其是《文選》,以前雖然知道它,但是並沒有很深入地瞭解它,所以我開始研究的時候,就要了解《文選》到底是什麼樣的情況,要將這本書的版本搞清楚,所以我就做一些版本的敍錄,調查宋、元版本的存傳及版本特徵,另外還有一些存世的寫抄本如敦煌本和日本藏的寫抄本等,都做了一個敍錄。所以,我在寫作博士論文的時候,就把版本敍錄都寫好了。

我先做的版本敍錄,跑了很多圖書館,看了很多材料,在寫敍錄時就已經覺得《文選》版本問題很大,清代學者的意見是錯的。《四庫總目提要》和顧廣圻的基本結論是不對的,因為他們沒有看到真正的國子監本李善注《文選》,就説世本無李善本,宋尤袤本是從六家本中抄出的,這個觀點是錯誤的。當時就針對清人的意見寫成了關於李善注版本問題的文章,我覺得那是我研究《文選》版本重要的一篇文章,《四庫總目提要》以及顧廣圻,包括日本學者斯波六郎,他們的觀點我都推翻了。

畢業之後,我覺得版本問題還可以繼續做,所以見袁老師時提出,我進站以後還是做版本研究,對《文選》版本研究做一個總結。袁先生也很高興,他認為這很重要,所以進站以後就做了《文選》版本研究。我的博士後報告《文選版本研究》,是在前期敍錄工作的基礎之上展開的。我針對版本里邊存在的幾個主要問題,以論文的形式,進行了專題討論,一個問題寫一篇論文。我覺得在當時的條件之下,還是解決了一些問題,比如我提出寫抄本階段的文字特徵,刻本階段的文字特徵要分開看,不能混在一起,這個看法現在好像越來越多人接受了。另外對諸宋本之間的關係、寫抄本和刻本之間的關係、不同寫抄本之間的關係等,都作為學術討論課題提出,也解決了六家本合刻的時間和地點等問題。

版本研究的確是解決一些問題了。當然回過頭來看,受當時條件的限制,一些珍貴的版本和抄本沒有看到,還有一些研究結論可能有些不合適,這些在我後來的研究中不斷地得到修正和補充。

1993年我開始做《文選》版本敍錄,那時候,各大圖書館的藏書目錄都沒有電腦檢索,都是自己跑,自己去查他們的卡片,然後調出來自己看,工作很累的。尤其是香港、台灣沒有條件去,只能根據國內有關圖書館藏的日本寫抄本,還有託人從台灣那邊複印一些材料,甚至從韓國託人買奎章閣本的影印本,國內都很少見到過,在這樣的條件下做的工作。現在的條件太好了,只要一上網,很多圖書館都把目錄公開了,查閲太方便了。當年我們全靠手抄的,連複印都沒有,所以是蠻艱難的。

《文選》版本研究也挺有意思的。《文選》研究裏頭雖然古代學者對版本有一些研究,有一些觀點,但是有很多是屬於藏書家的,藏書家提出這個本子是什麼樣的情況,但沒有把它上升為《文選》學的主要內容,包括《四庫總目提要》,還有研究《文選》版本的專著也比較少,最重要的就是顧廣圻的《文選考異》。我做《文選》研究的時候,整個在《文選》學裏面,《文選》版本的研究並沒有成為《文選》學的重要內容。自我做《文選》版本研究以後,大家對《文選》版本的關注越來越多了。到目前為止,《文選》的版本研究在《文選》學研究中已經佔有很重要的比重,是從我的《文選版本研究》開始的。而事實上,海外的學者,他們也很有意思,現在他們碰到我都提《文選版本研究》,不怎麼提《昭明文選研究》,知道我這個《文選》版本研究的東西和一些結論,挺有意思的。可見版本這個東西還是蠻重要的,當然,版本的東西太複雜,還有一些自己做得不夠,有待補充、修正。

我的《文選版本研究》是2000年在北大出版社出版的,是博士後站工作的結果。書出來以後,中華書局的徐俊先生給我寫過書評,也提出一些修改意見,修改個別的提法等。這個工作結束之後,又因為有機會去了中國香港、台灣。最有收穫的是去了日本,在日本待的時間比較長,待了兩年半。蒐集了很多材料,其間就日本藏寫抄本寫了一些研究文章,後來就把這部分的內容重新加進去,這就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出的“增訂本”。我要求他們在書面上註明是“增訂本”,但是他們為了出版的需要,就沒給我加上“增訂本”字樣,好像寫上增訂就銷路不好怎麼着。

楊阿敏:博士後期間的導師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的袁行霈先生,袁行霈先生給您留下什麼印象?

傅剛:袁先生17 歲的時候就考進北大了,很聰明。他對作品的感悟力非常好,善於理論總結,又有很多開創性研究。《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影響很大的,也是由論文組成的。他這樣一種研究思路和方法,在那個年代是領先的,別人沒有像他那麼做,他做得很好,而且做得非常成功。袁先生很聰明,這個工作做完之後,他就轉向傳統學術研究,做了《陶淵明集箋註》,而且對陶淵明集的版本研究得很精細,這反映了他對傳統的版本學研究也很重視。後來,又組織編纂了《中國文學史》《中華文明史》等大型書籍,這反映出他眼界很廣,格局很大。

比如他的《中國文學概論》,那是一般人寫不了的。他強調格局和氣象,講學問的氣象,他是這麼説的,也做到了。氣象大,格局堂廡都很大,也很正。所以在學術上,他做的這個東西,非常成功。但這樣的工作只有他能做,是學不來的。因為需要本人很多的條件:聰明有才氣,心胸寬闊,眼界高。這些都是個人的因素,不像有些研究方法是可以傳的,可以學的。他這個不是方法,是學不來的,但是放在他身上,他做到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楊阿敏:一路走來,您也積累了豐富而寶貴的學習經驗,您對正在求學的青年學子有什麼希冀呢?

傅剛:現在時代變化太快,我真不能説什麼,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合時宜,我一直是不合時宜的。不是倚老賣老,也賣不了老。我覺得對的,未必對他們就是合適的。比如整個學術環境不好,學術風氣非常不好,整個學術界污風濁氣很多,假學者到處都是。這些東西都是大環境造成的,國家有責任,當然個人也有責任。

所以現在的環境很不好,這樣的環境裏要告訴學生説你要好好做學問,好好讀書,你心裏都沒底,但是你要違心説我勸你一句,爭取去做官,那我也違心了,我覺得這不好。但是,你説年輕人,你讓他怎麼辦?他做普通老師,永遠沒有出路,怎麼辦?所以你讓我寄語,我沒法寄語!我對我的學生説,你既然選擇了這個專業,你喜歡這個專業,就把這個專業做好,你不能考慮太多別的,你又不能不考慮。但是你做其他事情的時候,你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有些東西,雖然利益很重,如果是違心的就不要做。對我的學生可以這樣説,對其他人,對青年學者我不會説這話,沒法説。

《史記》裏面講到轅固生告誡公孫弘:“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這句話説得好,從古到今都在傳,但是公孫弘如果聽他的,公孫弘就發達不了。現在這些青年學者你要求他都去“正學以言”,那他飯碗都端不住,你不是害他嗎?所以,無話可説。只能憑良心,就看你追求什麼。這話只能對自己説,不能對別人説,跟別人説,你不是害人嗎?我不害人,只能是這樣,我也改變不了大環境,大環境改變不了,所以在這個環境裏頭,既能堅持自己的學術理想,堅持自己的良心,還能夠生活下去,這個很難的。

(作者:楊阿敏,《中華瑰寶》雜誌編輯,“爾雅國學”公眾號創始人)

本文選自《名作欣賞》2021年第7、8期,原文鏈接:本色書生——傅剛教授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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