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榮:追求光明——紅樓歌聲

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在上海創刊的《青年雜誌》(後改名為《新青年》),以科學與民主為號召,以解放思想為目標,以文學革命為抓手,揭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大幕,“用白話作文作詩”是最基本的做法(胡適《中國新文學運動小史》),於是白話文、白話詩打了先鋒。新詩運動從詩體解放入手,他們認為格律韻腳妨礙思想的自由表達,而“長短句是最能表情的利器”(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更反對“重形式而去精神”的言之無物,無病呻吟。他們認為“只要是我們心中的詩意詩境底純真的表現,命泉中流出來的Strain,心琴上彈出來的Melody,生底顫動,靈底喊叫,那便是真詩,好詩。”(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隨着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思想逐步開放,新詩創作在“五四”前後達到一個峯點。他們用心裏流出的強音呼喊砸爛舊世界:

“我要是可以支配自然,

能夠發生人工的地震,

一定要把萬惡的軍閥,

惡濁的棍徒,

陷落在這無情的地窖中……”

(楊鍾健《地震》1920年12月28日)

這帶有專業特色的詩,是北大地質學系學生楊鍾健新詩《地震》所表達的對黑暗現實的深惡痛絕。楊鍾健,字克強,古生物學家、地質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院士。1917年至1922年在北大預科、地質學系讀書,其間積極參加五四愛國運動,和鄧中夏、許德珩等發起成立了“以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為宗旨的“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1920年經鄧中夏介紹加入了“少年中國學會”和“北京大學馬克斯學説研究會”(馬克斯即馬克思),曾兩次當選為“少年中國學會”執行部主任。“少年中國學會”是由李大釗、王光祈等發起成立的以“本科學精神,為社會服務,以創造‘少年中國’”為宗旨的進步團體。“北京大學馬克斯學説研究會”是鄧中夏、高君宇、李大釗等發起成立的中國第一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組織。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貢獻至偉。

面對黑暗的社會現實,北大紅樓傳出了歌聲,北大人在黑暗中尋求光明:

“好嘹亮的歌聲!

黑暗的空地裏,

彷彿充滿了光明。

我波瀾洶湧的心,

像古井般平靜;

可是一些沒冷,

還深深地含着縷縷微温。

什麼世界?

什麼我和人?

我全忘記了——一些不省!

只覺輕飄飄的,好像浮着,

隨着那歌聲的轉折,

一層層往裏追尋。”

(朱自清《歌聲》,1919年11月23日)

朱自清,字佩弦,作家,詩人。1916年至1920年在北京大學預科、哲學系讀書,積極參加五四運動,加入鄧中夏、許德珩等發起的“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曾任第四組書記,擔任“北京大學校役夜班”“平民夜校”的教學任務,加入“新潮社”“少年中國學會”等。

他們在鬥爭中逐漸明白,要追求光明,不能依靠上帝和神仙,需要自己幹。

“風雨沉沉的夜裏,

前面一片荒郊。

走盡荒郊,

便是人們底道。

呀!黑暗裏歧路萬千,

叫我怎樣走好?

“上帝!快給我些光明吧,

讓我好向前跑!”

上帝慌着説,“光明?

我沒處給你找!

你要光明,

你自己去造!”

(朱自清《光明》1919年11月22日)

然而追求光明的路是充滿危險的:

“覺悟的門前,

便是刀山劍樹,

兄弟姐妹們啊,

我們開門呢?

不開門呢?

刀山劍樹的那頭,

便是我們朝夕希冀的地帶——

光明和愉悦的地帶。

兄弟姐妹們啊!

我們去呢?

不去呢?”

(鄧中夏《在覺悟門前》1919年5月4日)

這是五四運動當天晚上鄧中夏的所思所想所感所嘆。

“光明在山頂上,可是山前山後荊棘重重,山左山右狼虎阻路。青年朋友們,去呢不去?”鄧中夏再次設問,其實他的答案是肯定的。鄧中夏為了剷除豺狼當道、國民受苦、天怒人怨的罪惡的“今世”,建立勞苦大眾當家作主的共產社會,他不辭勞苦,四處奔波,意志堅定,我行我素:

“莽莽洞庭湖,五日兩飛渡。

雪浪拍長空,陰森疑鬼怒。

問今為何世?豺虎滿道路。

禽獼殲除之,我行適我素。

莽莽洞庭湖,五日兩飛渡。

秋水含落暉,彩霞如赤炷。

問將為何世?共產均貧富。

慘淡經營之,我行適我素。”

(《中國青年》第10期,1923年12月22日)    

這是鄧中夏1921年10月,受李大釗委派南下湘鄂,因革命任務緊急,不得不在五天之內兩次跨越洞庭湖,有感所作的《過洞庭》。鄧中夏,名康,字仲澥(1922年春,為了方便接觸工人,使工人容易認記自己的名字,將仲澥改以諧音中夏)。1917年至1923年,先後在北京大學國學門、哲學系學習。他是平民教育的開拓者,“北京大學馬克斯學説研究會”的發起人之一,最早從事工人運動的革命家,“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創建人之一,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革命烈士。

鄧中夏不僅是革命理論家,而且是踐行者。“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北京大學馬克斯學説研究會”“少年中國學會”、《國民》雜誌社、“曦園”、《勞動音》雜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京民權運動大同盟”、上海大學、“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到處都有鄧中夏的身影。1923年夏,鄧中夏赴南京籌備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正在南京度暑假的老同學朱自清聞訊相見。朱自清1920年畢業離開北大,輾轉任教於浙江省立第一師範、第六師範、第十師範、第十中學、第四師範,江蘇省立第八中學、上海中國公學中學部等處,為生活奔波,忙於教學,這是兩位老同學分別三年後的第一次見面。朱自清看到的是頭髮長長、眼睛紅澀、面容憔悴、勞碌奔波的鄧中夏,然而又是意志堅定、積極向上、不知疲倦、熱情火辣的鄧中夏。這次碰面朱自清感慨頗多,久久不能平靜。《中國青年》第7期、第10期(1923年12月1日、22日)上刊載的鄧中夏的《新詩人的棒喝》《貢獻於新詩人之前》等文章批評一些新詩人、文學家脱離社會實際,對民間疾苦漠不關心,甚至怨天尤人,頹廢萎靡;文章主張新詩應能表現民族偉大精神、描寫社會實際生活,而新詩人則“須從事革命的實際活動”,不要空談,積極投身到推翻舊社會的運動中。鄧中夏指出“如果你是坐在深閣的安樂椅上做革命的詩歌,無論你的作品,辭藻是如何華美,意思是如何正確,句調是如何鏗鏘”也不會感動人的。並現身説法,把1921年自己回湖南家鄉開展革命活動中有感而發的詩句附上(見前《過洞庭》)。他謙虛地説:“此詩雖極幼稚,然而當時頗有朋輩為之感動,亦因我當時投身實際活動的原(緣)故。”詩人朱自清看過後激動不已,多少往事湧上心頭,南京相見的一幕又在眼前。作為對老友的支持與迴應,於是他寫下了《贈友》:

“你的手像火把,

你的眼睛像波濤,

你的言語如石頭,

怎能使我忘記呢?

你飛渡洞庭湖,

你飛渡揚子江,

你要建紅色的天國在地上!

地上是荊棘呀,

地上是狐兔呀,

地上是行屍呀,

你將為一把快刀,

披斬荊棘的快刀!

你將為一聲獅子吼,

狐兔們披靡奔走!

你將為春雷一震,

讓行屍們驚醒!

我愛看你的騎馬,

在塵土裏馳騁——

一會兒,不見蹤影!

我愛看你的手杖,

那鐵的鐵的手杖;

它有顏色,有斤兩,有錚錚的聲響!

我想你是一陣飛沙走石的狂風,

要吹倒那不能搖撼的黃金的王宮!

那黃金的王宮!

嗚……吹呀!

去年一個夏天大早去見着你:

你何其憔悴呢?

你的眼還澀着,

你的發太長了!

但你的血的熱加倍地薰灼着!

在灰泥裏輾轉的我,

彷彿被焙炙着一般——

你如郁烈的雪茄煙,

你如釅釅的白蘭地,

你如通紅通紅的辣椒,

我怎能忘記你呢?”

(《中國青年》第28期,1924年4月26日)

詩人以少有的極大的熱情、鏗鏘的語調讚頌了革命者不畏艱險、公而忘私、披荊斬棘,如狂飈、如鐵騎、如烈火,為建立“紅色天國”在地上奮鬥不止的英雄氣概。他不能忘記幾年前在北大共同參加“平民教育講演團”“少年中國學會”等等情景,而今“在灰泥裏輾轉的我,彷彿被焙炙着一般”,心情複雜。古語有云:“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禮記·學記》)。朱自清畢竟是從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五四運動策源地熔鍊出來的朱自清,他的追求始終都在,他讚美的“紅色天國”是什麼樣?是方誌敏烈士的“可愛的中國”:“到處都是活躍的創造,到處都是日新月異的進步,歡歌將代替了悲嘆,笑臉將代替了哭臉”;是朱自清希望的新中國:“我們要自己製造飛機,坦克車,軍艦;我們要有自己的天,自己的地,自己的海。我們要有無數的‘機器奴隸’為我們工作”,新中國的“領袖應該不坐在民眾的上頭,而站在民眾中間;他們和民眾面對面,手挽手。他們拉着民眾向前走,民眾也推着他們向前走。民眾叫出自己的聲音,他們集中民眾的力量。各級政府都建立在民眾的聲音和力量上,為了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而努力”。“地廣民眾的中國要統一意志與集中力量,必得靠公眾的喉舌,打通層層的壁壘。”詩人堅信這樣的新中國不會從天而降,“非得我們再接再厲的硬幹,苦幹,實幹,新的中國不會到我們手裏”(朱自清《新中國在望中》)。讀一讀前輩的詩文,看一看我們今天的現實,真是感慨萬千!

經過中國共產黨人一代接一代地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着先烈們、前輩們嚮往、奮鬥併為之獻身的新中國,“硬幹、苦幹、實幹”而流血犧牲,不懈奮鬥了一百年,才有了今天我們可以告慰英靈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我們要繼承前輩共產黨人、革命先烈的遺志,肩起歷史的責任,由衷地跟隨中國共產黨,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繼續奮鬥,再奮鬥!

(作者系北京大學校史館研究員,本文原載於《北京大學校報》第157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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